睡前消息550期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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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2023年2月12日星期日，欢迎收看第550期睡前消息，请静静介绍话题。
今年最大的新闻，是中国人口数量净减少85万，可能会在几个月内被印度超过。但与其同时，中国境内的机器人数量快速上升。2022年12月5日，国际机器人协会（IFR）发布新闻称，2021年中国大陆平均每一万个工人有322台工业机器人，而美国是274台。
目前，全球工业机器人平均密度是每一万个工人141台，中国大陆全球排第五，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28倍。
督工，你怎么看中国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美国，能缓解人口下降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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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机器人密度，反映了制造业自动化水平和生产线灵活度，是个非常硬的国力指标。
早期的工业机器人，主要是用来搬运一些笨重的零配件。现在机器人已经覆盖制造业多个领域，最基础的是负责上下料和物流的搬运机器人，然后是取代人手和人眼，提供更稳定焊缝的焊接机器人；以及取代人手简单重复劳动，做柔性自动化装配的装配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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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机器人起步比较慢，密度长期低于平均水平，2012年，每一万个中国工人，只拥有11台机器人。但是从2012年到现在，中国大陆一直是全球最大的机器人应用市场，存量累积很快。2017年，每一万工人的机器人数量达到97台，第一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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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伴随着疫情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中国增加了26.8万台工业机器人，新增数量超过其他国家之和，这才在密度上超过了美国。从最近两年的订单来看，中国的工业机器人密度还会上升，2025年应该能接近每一万工人500台，或者说20个工人配一台机器人，密度超过韩国和新加坡之外的所有国家。
中国的机器人密度连美国都压过去了，为什么说就算快速增长也很难超过韩国和新加坡？
韩国是一个明显的机器人生产强国，现在密度是中国的三倍，每10个工人就有1台机器人。所以就算接下来几年中国快速增长，韩国停滞不前，中国机器人密度也不太可能赶上韩国。只是因为中国制造业工人超过3600万，是韩国的9倍左右，才在机器人总量上压倒韩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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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新加坡，主要是因为国土狭小，优先配置了一些适合机器人装配加工的电子工业，所以机器人比例高。韩国也是电子工业和汽车产业发达，所以配置了高密度的机器人。中国和这两个国家相比，工业门类齐全，从战略安全方面看，必须保持很多暂时不适合机器人的工业，所以短期内不可能和韩国、新加坡比全社会的自动化密度，能追到世界第三已经很不容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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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中国想继续提高工业机器人密度，会遇到哪些挑战？
在讨论未来之前，我们先简单回顾一下过去的经验教训。
十年以来，国内有两份政府文件，影响了机器人产业。一个是2013年工信部文件：《关于推进工业机器人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另一个是2016年的文件：《机器人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这两份文件提出了几个指标：
一 到2020年，工业机器人密度超过每万人150台；
这个目标已经超额完成。
二 培育3到5家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企业，8到10个配套产业集群；
这个目标完成了一半，形成了几个配套集群，但国际竞争力较差。
三 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年产量达到10万台，其中一半是六轴及以上工业机器人，高端产品市场占有率提高到4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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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目标也完成了一半，数量是够的，但是完全国产化的机器人只占国内市场份额的30%。
机器人国产化的技术难点在于三大核心部件：减速器、伺服系统、控制器。这三个部件，占了总成本的七成，过去基本上依赖于进口，价格往往被外商抬高了四五倍。所以中国企业做机器人总是不赚钱。
控制器相当于大脑，控制机器人的位置、姿态、轨迹、操作顺序、运动时间。
伺服系统相当于“心脏”和“小脑”，是机器人驱动系统，它接收来自控制器的信息，转换成转矩和转速，准确调整机械臂位置。
减速器是伺服系统和末端执行器的中间装置，能够降低转速、增大转矩，从而驱动机器人的“关节”进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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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中国已经有一定基础的机床技术相比，机器人的控制器与伺服系统技术有一定互通，甚至因为机器人空间自由度更大，难度还降低了。所以最近几年，中国从机床产业扩展技术，基本解决了控制器与伺服系统问题。
但是和机床配件相比，机器人的节拍、运动速度、扭矩、变速这些指标要求明显更高，所以机器人减速器的国产化还不太靠谱。此外再加上欧美日本已经形成的专利壁垒，是制造更多国产机器人的主要障碍。
芯片产业的国产化进程，现在不太顺利。在机器人领域，中国能通过产业升级，克服这些障碍实现国产化目标吗？
能。机器人产业和芯片产业的问题，是两个层次的问题。芯片产业太复杂了，受制裁影响非常大。芯片企业骗补贴的心思也很重，还处于制裁一松手就吹牛，制裁稍微紧一点就翻白眼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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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产业不一样，产业已经很成熟，替代性部件也很多。搞国产化，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提高可靠性，而不是解决战略安全层面的有无问题。现在全世界工业机器人领域最强的四家企业，分别是瑞士ABB，日本的安川电机、发那科，德国库卡，都在中国设了机器人生产厂。其中美的还收购了库卡，把它变成了中国企业。如果中国政府能提供恰当的政策扶持，国内机器人企业吸收技术成果，全面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比如说，造机器人除了要解决核心零部件的技术问题，国内企业还要考虑产业生态。目前，无论是国内机器人企业，还是买机器人的大型工厂，都不太熟悉用数十台至数百台国产机器人，构建大型自动化生产线的经验。工信部可能需要出钱扶持系统集成企业，甚至出面组织协调，才能尽快让国产机器人覆盖大型工厂。
另外，前面提到，汽车和电子产业是机器人的主要用户。但国内的汽车、电子产业也不可能一直大规模扩张。未来几年扩产高峰期结束后，如果我们希望进一步提升全社会的自动化效率，就必须鼓励中小企业买机器人，这也需要更灵活的配套管理政策，比如政府提供设备专项贷款、折旧补贴。
总体来说，过去十年，国内机器人产业取得了不错的成果。虽然各地大干快上，搞了几十个产业园，几百家空壳骗政策的企业，但也的确培育了一批有技术潜力的企业，实现了“大力出奇迹”，在一定程度上抵偿了中国劳动人口下降的趋势。
这主要是因为产业层次比较合适。工业机器人，是夹在尖端制造与规模化量产消费品中间的装备产品，恰好是当前中国稍微努力就能摸到的产业环节。工业机器人本身是高端设备，但又不像精密机床那么高端，技术已经成熟，同时有规模化生产的市场需求，中国可以实现市场换技术。
接下来几年，随着工业机器人进一步普及，还可以反过来激发机床自动化的潜力，与机床联合组成生产线，很可能带动机床市场，刺激国内精密机床技术升级。这是一个非常有希望的产业。
但是，不是所有产业的技术层次都恰到好处，让中国跳一下就能摸到。所以，机器人产业大干快上，萝卜快了不洗泥的风格，不能简单套用到其他产业。尤其是因为地方官员也希望产业政策可以简单粗暴地出成绩，更要警惕其他行业也以“交学费”为代价滥用政府补贴资源。芯片产业或者其他高技术产业的国产化，还是要结合本行业情况谨慎推进。
回到中国经济的话题，最近有一条新闻值得关注。1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颁布了新修订的《国家以工代赈管理办法》，里面提到了“以工代赈项目能用人工尽量不用机械”的原则，引发了争议。2月1日，国家发改委回应社会质疑，对记者发表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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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用人工的尽量不用机械，能组织当地群众务工的尽量不用专业施工队伍”是专门针对使用国家以工代赈专项资金实施的以工代赈项目提出的管理要求，旨在不影响工程质量安全的前提下，发挥以工代赈项目带动就业增收的作用，动员引导更多当地群众参与项目建设，尽可能多地为他们发放劳务报酬。对于采取以工代赈方式实施的重点工程项目和中小型农业农村基础设施项目，《管理办法》并没有提出上述要求，这类项目首先还是要确保项目质量、进度和效率，在此基础上，充分挖掘主体工程建设及附属临建、工地服务保障、建后管护等方面用工潜力，尽可能多地组织当地群众务工就业并为他们发放劳务报酬。
没有细则的纲领性文件，重要性很低。除非发改委和民政部出一条细则，规定某类项目必须保证50%人力来自本地农村，然后才能结算项目经费，否则不可能指望施工单位主动提高本地雇佣比例。因为这种临时用工的风险和麻烦都太多了。
但我也能理解某些官员推出这样一条政策的理由，因为现有投资对中西部地区的经济拉动能力太差了。
2016年的时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有一个数据，中国至少有12个省份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大于当年的GDP数字：河北、安徽、陕西、江西、广西、云南、吉林、山西、新疆、甘肃、青海和宁夏。简单地说，国家和企业在本体投资一块钱，但最后本地生产的财富反而不到一块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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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报道出来之后，大多数政府就很自觉地不提固定资产投资总量了，只是低调地宣传和上一年度相比的增长率。不信大家可以查查本省的统计数据，看看是不是2022年的GDP很好找，很可信；固定资产投资的绝对数很难找，就算找到了，统计口径很模糊。
2018年，中国公路网又发了一条新闻，有16个 省区的2017年固定资产投资预期目标超出了全年GDP。建议地方政府提高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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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不想对比的事情，就是最有趣的事情。所以，数据越是模糊，我越是确信，就算在房地产建设高潮之后，固定资产投资大于GDP的问题，在中西部地区还是普遍存在。
固定资产投资是花在本地的钱，如果都购买本地产品，至少能刺激出1:1的GDP,在正常的经济体甚至应该刺激出两三倍的GDP才对。但现实是很多地方固定资产投资大于GDP，说明大多数钱直接拿到东部发达地区买机器，买材料、以及到外省去雇工人。本省能提供的原材料和人工，不到投资的三分之一，甚至可能不到十分之一，所以才会出现固定资产投资超过GDP的奇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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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国家想改变当前的局面，希望钱投给地方，也能花到地方，所以鼓励多用人工，少用机械，给本地的劳动力提供就业，给本地的农场和中小企业提供订单。发改委希望投资的最终效果不仅是给地方上提供一些公路和机场，也能培育本地的企业搭建出产业链，和其他地区的企业一起持续生产财富。
这个想法当然是好的，尤其适合以工代赈项目。但是从统计数据看，有那么七八个省，比如说贵州、甘肃、云南，差不多连续十几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或接近GDP。这恐怕不能解释为用机械太多，用人工太少。
短期一两年出现投资效率低，可以解释为密集上项目，还没来得及发挥拉动效果。但问题持续十几年不改，时间已经足够当地发展一套施工机械产业了，还是不见改善，那只能证明两个结论。
1 前面交工的项目，没有改善本地的经济条件。
2 前面的投资项目，也没有培育本地的企业和劳动力。
所以，国家恐怕应该认真考虑另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地区的经济面貌，不是国家投资能改变的。而那些修出来空荡荡的道路和机场，反而需要消耗本地财政去维护，购买外地的维护设备，聘请外地的工程师，进一步导致资金外流。
与其继续投钱搞基础设施，甚至是强行规定多用简单劳动力人工操作，倒不如换个思路，花钱让本地人学习，改变劳动力素质。这样无论是走出去打工，还是吸引其他企业来提供就业，都比国家无穷无尽地投钱要好。
比如说，以工代赈的钱不仅是用来修路，盖房子，还可以指定为学费，帮助当地劳动力考职业技能证书，考过了不仅免学费，再加一份额外的补贴。在机器人快速取代人力的今天，这是给简单劳动力提供生计的终极方案。如果实在有人连职业课程都听不了，那就坦率承认过去几十年义务教育数据有造假，花钱给这些成年人补课，发放一定的生活津贴。就我观察，绝大多数人要是能复习一下中学数学和语文，把解方程和写作文的能力补一补，社会运转效率能高很多。
另外，2022年4月份，416期睡前消息的标题就是《按人发钱，不如“以工代赈”》，今天正好就着今天“以工代赈”的话题回顾一下：
极端的凯恩斯主义政策会认为发钱增加流动性最重要，投什么并无所谓，实在不行雇一个人挖坑，雇另一个人填坑也行。但从实践来看，极端凯恩斯主义的代价就是坏账和通货膨胀，最终会导致政府丧失一切干预经济的能力。因为投资没有形成真实财富，只增加了货币供应，政府再想达到类似力度的刺激，就要发更多的钱，最终导致经济失控。
在当前背景下，新一轮投资拉动经济，除了给一些缺货运铁路的工业区补重载线路之外，不应该再重点砸交通基础设施。尤其要控制中西部高铁和高速公路的建设力度。
为了避免中国掉进“中等收入陷阱”，我们现在必须在社会学方面，塑造一些重大的共识，证明解除一些政策束缚，放开新的投资领域，会给所有人带来好处。之后才谈得上用投资来重新进入高速增长期。所以，我对当前政府投资方向的建议就是国家掏钱做实验，做社会学实验。唯物主义思想指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必须尊重社会科学，而科学精神的核心，就是尊重实验数据。
我们可以通过地方自愿申请，中央财政补贴，雇佣大量志愿者参与的方式，设置几十个特区，针对所有影响投资的社会争议问题，做一系列激进或者保守的政策测试。让全国人民都来看社会试验的结果，用实验结果来构造社会共识。
当时我提出的社会试验，包括搞房产税特区，搞劳动法特区，搞农村全面农场化特区。看看理想化的方案能不能搞好，会遇到那些问题。而国家的投资，就用来补偿可能的政策缺陷。从2022年的现状看来，我们可能还应该考虑一种新的特区，就是防疫特区。
春节期间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现在可能被忽略了，就是江西抚州市东乡区失败的核酸检测动员。
1月24日，抚州市东乡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应急指挥部发布通告，由于春节期间返乡人员较多，为更精准的做好重点人群动态管理，决定在1月25、26日（正月初四、初五）展开全区核酸检测。不收费，单人单管，以收集数据为主。
新闻一出来，就引爆了社会舆论，所以没等到过夜，1月24号晚上，东乡政府就发了通告，宣布取消核酸检测，还特意道歉，说“工作考虑不周，给当地居民和社会各界造成困扰，深表歉意，要虚心接受网民和社会监督”
后面这份通告的谦卑态度说明两个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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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人民对重启核酸检测非常敏感。
2地方政府再做核酸的社会基础非常薄弱。
这两个问题摆在一起，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隐患。
之前的节目我说过，大多数传染病疫情都不是偶然事件，而是应该结合社会发展来考虑。因为自然界的传染病源头已经存在了几亿年，能否在人类社会内部大流行，主要原因不是病毒本身的特性，而是要看人类相互传染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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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说，1910年中国东北忽然爆发鼠疫，死亡6万人，原因不是蒙古草原的土拨鼠变异，而是因为俄国修了穿越草原的铁路，聚集了前所未有数量的工人和商业，在草原和人口密集区之间建立了病毒传染通道。
到了21世纪，2003年中国爆发了非典病毒，2019年中国爆发了新冠病毒。而过去20多年，恰好是中国快速工业化的20多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人口流动，城市首次聚集了一半以上的中国人口。过去被农业社会村落困住的病毒，现在可以通过近距离交换空气快速传播。所以我认为最近几次疫情不是偶然，而是一种依照周期或者是概率重现的必然事件。如果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重大变动，20年内，中国可能还要应对类似水平的疫情。
如果我们不希望中国再次付出全社会几个月停转的惨重代价，如果我们希望用最小的代价控制下一次疫情，就必须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常态化的预备防疫力量和人民群众的配合。
然而，抚州市东乡区的尝试提醒我们，政府或许能临时抽调预备防疫力量，但人民群众未必愿意配合了。东乡区准备推行的核酸检测不收费，阳性人口也不需要付出隔离的代价，但抚州市乃至全中国的人民都给予了坚决抵制，这预示了一种可怕的未来，就是如果爆发一种新的传染病，基层政府恐怕没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去隔离了，甚至没有能力收集准确的疫情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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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很反常的现象，因为全中国人民刚刚经历过好几轮严格的隔离，一度天天作核酸，应该很习惯于一次简单的排队检测。仅仅一两月后，中国人民就坚决拒绝再做核酸，肯定不是能力问题，不是技术问题，而是社会心态问题。
这就要回顾去年下半年乃至3年以来的整个防疫过程，先是地方政府频繁推行严厉的封城计划，但一直没有认真照顾民生，也不对群众做细心的解释。然后是12月底的政策变动，政府没有事先准备退烧药，还是不加解释地进行了180度急转弯。这两轮政策变动明显破坏了民众对防疫政策的信任，所以只能放不能收了。
东乡区的全民核酸尝试失败了，这份失败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尝试。让我们知道，如果人民缺乏共识，防疫能力会在几个星期内完全失效，那再过几个月，几年，剩余的防疫能力就更少了。
所以，我觉得国家资金可以拿出来多做一个疫情实验，随机指定一个地区，给人民普遍发误工补贴，再做一次全民核酸检测。看看到底我们需要付出多少代价，才能在新的病毒面前组织防疫屏障。这种有补偿的实验一方面可以收集地方政府的工作数据，另一方面也可以提升人民信心，塑造防疫共识，非常值得做。这是比简单地修路架桥更好的“以工代赈”投资。
前面我提到过东北鼠疫问题，面对这种铁路网引发的新式传染病，整个中国的中医束手无策，只能按照简单的相生相克理论，提出向东北送猫，送猫尿的荒谬计划。如果全靠中医来解决现代疫情，恐怕20世纪的中国需要付出几千万人的代价，最起码东北城市人口保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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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拯救中国北方的人，是中国第一批现代人口中间产生的精英，剑桥大学训练的医学博士伍连德。他运用英国最先发现的现代城市防疫知识，果断提出了铁路检疫、阻断传播链，全面焚烧尸体的方案，4个月就消灭了疫情。这期间传统中医起到的全都是副作用。
在非典和新冠肺炎之后，中国几乎必然还会遇到城市化引发的新型传染病。能拯救中国的力量，也只有现代科学。只是科学不仅包含自然科学，还包含社会科学。
抚州市东乡区失败的核酸检测，说明我们在社会科学方面还欠缺很远，地方政府并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的力量，这是一件可能危及几百万人生命的重大隐患。所以我建议，国家投资搞社会学实验，暴露社会矛盾，塑造社会共识，也摸索未来的社会管理方案。这种投资貌似花了就没了，是很亏的消费，实际价值要比那些空荡荡的街区和旅游项目高几百倍，是当下最需要花的钱。
